“联网四重奏”与晚生代创作文学创作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的规约中，外部力量作为一种强大的规约力量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它们与文学本身构成了文学的生成机制。1990年代的文学生成机制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单纯的文本分析或者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角度的切入已经尚显简单。1990年代的文学处在一个喧嚣纷乱的环境中，文学生态环境成为文学生成的重要一环，成为促成文学流派、理论思潮的重要因素，成为分析文学作品无法漠视的存在。1995年底，《山花》、《大家》、《作家》、《钟山》联手举办，《作家报》参与的“联网四重奏”栏目成为这一现象的最好例证。这一文学期刊的策划举动现在已经几乎被人遗忘，也少有人会在想起这一栏目的同时还能与晚生代创作联系在一起，但是，今天重新返观“联网四重奏”这一栏目，它确实在推动晚生代“独领文坛三、五年”的过程中起过不应被遗忘的作用，虽然不能说晚生代的创作完全是它推动的结果。一、市场经济规约下的“联网四重奏”文学期刊在1990年代遭遇的生存困境无需赘言，仅就举办这一栏目的“四刊一报”当时的生存状况看就值得令人唏嘘，“四大名旦”之一、一直不乏大量读者的《钟山》在1990年代同样没有幸免，随着文学期刊的整体滑坡，《钟山》发行量迅速跌至两三万份，“1992年底，赵本夫受命兼任《钟山》主编，他曾做了一个调查，从刊物订数上看，读者减少了95％。”①这个惊人的数字让《钟山》在1990年代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生计的困扰；《大家》虽然当时令同仁羡慕，但发行量也仅是3万而已；《山花》办刊经费依旧短缺，借助41荔善、巧’浮论2009年第2期于贵州黄果树集团(原贵州卷烟厂)的资助资金继续维持生计；“联网四重奏”的成员之一《作家报》同样遭受了这一无法摆脱的危机，“联网四重奏”第四届年会本来是由《作家报》承担主办的，但是当时的《作家报》已经处在了捉襟见肘的困难时期，连几万元的经费都承担不起，最后还是借与宜昌日报社合作举行的“新生代作家与新世纪文学”研讨会的名义下勉强召开了这次年会。1998年底，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作家报》宣布停刊，同时也被迫终止了继续参与“联网四重奏”这一活动，《终刊词》中道出了沉重的、无可奈何的惋惜与遗憾，“当璀璨的1999新年开始之际，本报就该与读者告别了。此时此际，我们默默地编辑完了最后一批稿件，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笔便有了一分沉重。”②这是文学期刊在1990年代难逃生存厄运的无奈遭遇，也是引发文学期刊策划的主要动因，因为文学策划的成功与期刊本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甚至有时候相濡以沫。1995年初，《钟山》没有脱离文学期刊不景气的大环境，但是该刊英明的“新状态”策划使得它成为纯文学期刊行动的楷模。《作家报》于1995年1月在头版头条发布了这个好消息：“而在江苏，或许是‘新状态’使读者大开眼界，《钟山》的增长率为15％。”③或许这种回升只是暂时的，但是文学策划对文学期刊生存的挽救毕竟给各同仁刊物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四家地域不同、追求不同的独立的文学期刊在1990年代能够跨越这些差异在一起办刊，“这在90年代张扬个性弘扬自我的今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其中必有奥秘。”④况且四家期刊存在着系统上的差别，《大家》属于出版社系统，而《钟山》、《作家》、《山花》属于作家协会系统，这样没有上下级关系的四家期刊能够携手在当时算是一个奇迹，也只有在90年代这种“奇迹”才会实现，这种行动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起作用”。⑤共同的生死挣扎促使他们联手应对着市场经济商业化的冲击，他们彼此抚慰、相濡以沫，在初涉文坛的文学新人身上寻找到了文学期刊新的生长点。“联网四重奏”直接得益于这一活动的发起者与策划者，包括《钟山》的编辑王干以及四家期刊的主编。1994年7月，《山花55召集几位知名42作家就文学问题展开了探讨，王干在此次的笔会上提出了四家联网的建议，《山花》主编何士光是一位颇有胆识、远见的编辑家，他对王干的建议充满了兴趣，“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番话引起了著名作家、《山花》新任主编何士光的注意，他充分肯定了这一设想，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以后联网的正常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他的坚决支持和热情鼓励，可以说‘联网四重奏’的计划只是一张蓝图，早就随风飘去。而《山花》的副主编何锐先生的激情更是增添了这次行动的理想主义色彩。”⑥他们将目光对准了在1990年代出现的一批文学新人。“联网四重奏”从1995年到2000年主要刊发文学新人的作品，四家刊物同期分别推出同一作者不同作品一篇(有的是几个短篇)，同时《作家报》配发该作者这几篇作品的评论文章，2001年转而推出几位评论家，这次策划活动前后历时约6年。推出的作家依次有：斯妤、述平、张曼、朱文、徐坤、刁斗、东西、张梅、邱华栋、文浪、鲁羊、李冯、丁天、夏商、陈家桥、王海玲、李洱、李大卫、刘庆、吴晨骏、卫慧、金仁顺、胡性能、叶弥、谢挺、心乱、朱珐、张虎生、邢育森、早早等，同时发表作品的评论家有：孟繁华、李陀、黄平、段崇轩、张清华等。虽然举办“联网四重奏”栏目的四刊一报并没有宣称他们举办本栏目力在推出晚生代作家，他们只是为了“及时发现新人并向文坛推举，……为勃勃生机的黑马开辟广阔的原野，也为那些大器晚成的作家提供机会。”⑦但是进入“联网四重奏”的这些作家大部分属于晚生代作家，他们几乎将晚生代小说家展览了一遍，也正因如此，“联网四重奏”与晚生代小说的成长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联网四重奏”规约下的晚生代群体特征前两期是试验性的，，首推两位作家斯妤与述平，“《作家》的主编宗仁发率先与女作家斯妤联系，从斯妤开始打响了联网的‘第一枪’。由于当时未能统一看法，因而斯好的联网作品有小说也有散文。”⑧《大家》从1995，年第2期，《作家》、《山花》以及《钟山》从1995年第3期名刊观察“联网四重奏”与晚生代创作试验性地开设了“联网四重奏”这一栏目，《作家》在此栏目发表了斯妤的两部短篇小说《红粉》、《梦非梦》以及她的创作谈，《山花》推出的是斯妤的《风景》与《线》，《钟山》推出的是随笔，《大家》推出了两部短篇小说，“斯妤是被‘联网四重奏’首选的作家，她当时好像刚刚重新写小说(1983年她就开始写小说，但后来完全转向散文)，锐气和才情十足，但笔法和格局因深厚的文学功底并不显怯生生的新手模样，因她开了个好头，“联网四重奏”初战告捷。”⑨斯妤在这之前一直是以写散文著称的，“联网四重奏”把她当作第一位试验性的作家推出确实是有勇气也有眼力的。经过一期的试验后，鉴于以上试验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有些作品的质量不理想，各家联络不够，而且各家期刊的重视程度也不同，1995年4月10日，《山花》适时召集几家刊物在贵阳召开了“联网四重奏”第一届年会，四刊一报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聚集到一起就“联网”的具体章程与操作计划达成了共识：“第一，四家期刊同时开辟“联网四重奏”这一新栏目，逢单月份同步推出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第二，《作家报》辟出“四刊一报联网评论专版”栏，在四刊刊载联网作品的同时发表该作家的评论专版；第三，初步拟定了近期即将推举的五位实力派作家名单。组稿工作由各刊分头进行，并同时组织评论稿件；第四，各刊都在“联网四重奏”栏末刊载该作家同时发表于其他三家刊物的作品及评论目录；．．…·”⑩通过这一具体步骤，“联网四重奏”这一文学策划活动基本做到了有章可依，有法可循，“联网四重奏”通过这一正式的纸质规则得到了规范。晚生代作家作为一种资源和载体让“联网四重奏”这一文学策划活动的轨迹得到了清晰地展现。晚生代作家作为一个被文坛普遍承认的群体在文学史上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概括，但是由于这个群体毕竟不像现代文学上的很多文学团体有着自觉的团体意识(虽然他们后来的创作表明他们的“圈子意识”逐渐不自觉地变浓)，他们是被评论家、编辑拉到一起的，因此在表面统一的掩盖下他们自身有着乱花迷眼的个体差异。“联网四重奏”展出的这批晚生代作家在创作上更是各有千秋，但是毕竟他们有着相同的文学创作生长环境，有着相同的社会氛围，有着相似的人生体验，有着类似的写作资源……这些相似之处让他们的很多作品有“似曾相识”之感从而也有了归类概括的可能性。“联网四重奏”这一栏目展出了晚生代作家的很多作品，晚生代作为一个创作群体的整体特征在这一栏目中得到了初步彰显。“联网四重奏”中收入的述平的《青春期》、丁天的《门》和《伤害》以及《饲养在城市中的我 fl']55、金仁顺的《鲜花盛放》、胡性能的《来苏》、夏商的《一个耽于幻想的少年的死》、吴晨骏的《逃学去新疆》、叶弥的《我找王静》、刘庆的《恶作剧》都是对自己童年往事的直观回忆，或者是借他人之口表达成长的体验。他们在作品中试图展示他们潇洒的个性化特征，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个能力，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忧心忡忡，背着沉重的心理重负。但是相比较而言，晚生代作家的这些作品努力朝着“为自己”的个体写作而努力。“联网四重奏”这一栏目同时发表了邱华栋的《化学人》，吴晨骏的《明朝书生》与《逃学去新疆》，卫慧的《陌生人说话》，鲁羊的《出去》，朱文的《尽情狂欢》，李冯的《蝴蝶》与《拉萨》，张曼的《西湖行》，朱文的《三生修得同船渡》，李洱的《夜游图书馆》等作品，这些作品都喜欢把作品的主人公安放在路上，让他们的主人公“旅行”或者“漫游”，不管是学者、学生、自由作家还是无业游民都在晚生代作家的笔下踏上了同样漫无目的的征程，他们奔波在迷宫中，不同程度地流露了无处停留、不得不在路上的苦闷。他们或者陷入了圆圈式永无目的地的奔走，或者走向了多径交叉的路途而迷失了前行的方向。未经过滤与沉淀的无目的奔走状态让他们的精神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陷入了情感虚空的状态，缺失了终极关怀与人文关怀，坠入世俗而没有精神归宿，在迷惘的奔走中浮泛地瞥过两路的风景来不及思考或根本不屑于思考而一路向前。他们的这种“在途中”的状态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刻意反抗什么，而仅仅就是他们当下的一种生活状态。晚生代“游走”的另一举动就是推翻父权，父权代表着一种归属，是一种在权威面前的归属感。父权代表着权威、理智、正统、理性、道德……父性的缺失带来43拐孑、《’洋沦2009年第2期的是成长过程中以上价值规范的缺席。晚生代作品中的“弑父”行为带有对社会叛逆的意味，也是对社会的一种逃离，但是弑父之后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并不知道，于是，他们依IH迷茫。“联网四重奏”中东西的《我们的父亲》与陈家桥的《中如珠宝店》就是在这个主题上建构作品的。《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关于父亲失踪的故事，父亲在作品中成为一个找不到自己立身场所的形象。《中如珠宝店》是一个关于父亲在现代社会中被层层否定与解构的故事。可是推翻父权权威之后的方向在哪里，他们依旧迷茫，依然找不到确定自身价值的依据，精神依旧在漂泊、在流亡，他们重新陷入了“我是谁”的迷茫，“弑父”在晚生代这里成为一种新的行为艺术。晚生代为很多评论家诟病的“当下”式的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在“联网四重奏”这一栏目中也有充分的展示，“联网四重奏”中收入的王海玲的《踽踽》是一个金钱挤兑爱情的故事，爱情在与金钱的抗衡中败下阵来。《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在我的行为艺术的指引下，南一个纯真的乡下女人变成了巨豪，她的表面成功恰恰是出卖色相得到的，在她成为巨豪拥有金钱的时候她又收买别人的色相，在这里，身体被物化成为消费品，成为价值交换的筹码，“身体与物品同时进入了指导性消费的深层机制。”⑩《踽踽》与《哭泣游戏55共同揭露了爱情、纯真失落的过程，让我们还可以探询这些浪漫、美好失去的原因，在作品中还留有反思的余地。到了朱文、卫慧等笔下，那种曾经的浪漫与美好被省略，留下的只是一个个不知爱情为何物的性欲充盈的个体，朱文的《我现在就飞55中的“我”与陈小竹在毫无感情的情况下可以同床共枕。到了卫慧的《陌生人说话》这里更甚，互不认识的人之间充盈着欲望，奢华的女人愿意做不收钱的妓女，欲望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无度放逐与失控宣泄。三、“联网四重奏”规约下的晚生代作家身份1999年5月，“联网四重奏”第五届年会在江苏举行，这次会议总结了举办“联网四重奏”这一栏目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四刊一报同时宣布“联网四重奏”44已经完成了使命，并宣告从2000年开始从小说主题转向评论主题，之后在“联网四重奏”名义下发表的文章与晚生代作家的创作无关，晚生代作家将无缘再进入这一栏目，这次会议宣告了“联网四重奏”与晚生代创作的结束，是二者纽带断裂的一次标志。虽然“联网四重奏”与晚生代作家相偎相依的时间比较长，从1995年底到1999年跨越了5年的时间，而且波及了五家媒体，编辑王干屡次感叹五家媒体在当今年代携手的不易，的确，“联网四重奏”作为一次勇敢的尝试，活跃了1990年代的文坛而且鼓舞了中青年作家的创作，这些作为这一栏目的积极意义无需更多赘述。“联网四重奏”留给文坛的值得反思之处并不仅仅是它留下的策划经验，更多的是一种文学“生产机制”是怎样介入文学而又左右作家的，是通过一种怎样的机制左右作家的创作的，它作为一种外力是怎样既介入了文学场外又适时进入到文学场内的。传统的、理想的作家创作应该是不受外界因素干扰的、自由自主的过程，他们无视读者、无视外界，自足地面向心灵写作，“欧洲作家中普遍存在的无视读者的态度并非完全出自于他们的矜持和大作家应有的风度，它同样具有写作学上的考虑。”@但是1990年代的很多作家即使自己想保持这种姿态也已经不可能，外界的喧哗与逼迫已经使得他们无法进行理想意义上的创作。1990年代的作家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的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生存绞尽脑汁，“不要忘记一个作家，即使是最清高的诗人，每天也要吃饭睡觉。”⑩于是很多媒体利用了作家不是圣人的弱点主动干扰作家的创作，这就使作家的创作始终处在不自主的状态。“联网四重奏”作为一个人为的策划操作过程，无法摆脱自身对文学的干扰，每年在哪位作家有资格在下一年进入这一栏目的人选的问题上四刊一报需要开会协商，每年一届的“联网四重奏”年会的重要任务是要协商并最终确定这一名单，基本上先南每家报刊推荐自己熟悉的作家或者是确实值得推出的作家。但是人固有情，每家期刊大多数情况下倾向于推举自己地区的作家，“一些杂志要考虑地方性问题，像《山花》当年力推谢挺，名刊观察。联网四重奏”与晚生代创作我们杂志也推荐了几个地方作者。不是说地方作者不能上，但像《大家》推的胡性能，从今天的结果看，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⑩《作家报》也曾经试图力推几个山东作家，比如他们曾经想将青年作家路也推入到这一栏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也因此路也无缘“联网四重奏”。而且当时在确定人选的时候分歧比较大，“分歧大。首先，有些作家你这个杂志了解，另外的杂志不了解，提议者在向大家介绍这个作家的时候，就要有个说服过程了。”⑩现在看“联网四重奏”中曾经推出的作家，确实存在着地域集中的现象，以江苏和东北的作家最多，这或许和当地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确实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离不开《钟山》和《作家》的大力举荐，能够进入这一栏目的作家不是通过给这一栏目先投稿然后评稿而最后评定的，是几家刊物在分歧与协商的磨合中商定的，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处在一个消极等待的位置，处在一个被评判的位置，这是作家在1990年代文学策划过程中遭遇的不幸。创作同时是一个需要灵感的过程，作家的创作过程是与心灵、妙悟密不可分的，它本应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过程，“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干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⑩文学创作应该是这样一个理想、洒脱、自由的神思体悟过程，但是在传媒策划介入的今天，读者有时身不由己被迫创作。“联网四重奏”作家名单确定以后，各家期刊按照自己曾经推荐上的名单各自分工，催促作家按时完成任务。这一栏目中的一些作品是主编或者编辑电话催促的产物，他们在这期间起了监督作家、督促作家、催熟作品的作用，成为作家创作的外界干扰因素。编辑自身也知道这种逼迫作家创作的危险：“要一个作家在同一时期内拿出四篇以上高质量而不重复的作品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⑩这种举动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在这五年间，进入“联网四重奏”的25位作家共拿出了100余部作品(有时一个作家可以在一个刊物上同时发表几个短篇凑成这个栏目，LL女I：i斯好、张曼)，可谓硕果累累。但是它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很多读者以及评论家所感到的作品的良莠不齐以及南于创作时间太集中产生的重复感。应该坦言，每位作家拿出来“联网”的作品不一定就是优秀的，徐坤曾经说：“《竞选州长》是四联网中间的一个短篇，不是很重要。”@作家自知这篇作品不是很重要但是还是迫于篇数的压力拿了出来，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举动。而且一下子让作家同时拿出四篇作品，这对作家来说也是一个负担，集中创造容易导致重复感，“由于写得太集中，我深怕重复了自己。”@在这种种外界因素的干扰下，作家能写出优秀作品的几率是很小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家的代表作没有一篇是发表在这里的，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在这种身不由己的创作环境里，作家几乎不可能创作出代表作来。“‘联网四重奏’已经偃旗息鼓；过去较多发表这些作家作品的文学刊物上，他们出现的频率在逐步减弱；出版社前几年推出的他们的集子或长篇小说还没有售完，自然也就不敢再操作新书了；而评论界关于他们的争论，由于他们的锐气迟钝，似乎只能是无果而终。”④这段话道出了参与“联网四重奏”的身不由已的晚生代作家们的“悲剧”，丧失创作独立性的作家必定会淡出文坛的历史记忆。【注释】①舒晋瑜．(赵本夫．迫切地想锯脱，专门写东西)，(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13日，第10版。②(道一声感谢——终刊词)，<作家报)，1998年12月31日，第1版。⑨陈中华：(纯文学刊物订数昂然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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